语言如何表现生活构建形象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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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如何表现生活构建形象二 一我们曾经阐明形象是生活的形式化文学形象是用语言对生活的形式化。 用语言对生活进行形式化的结果就是文学形象的产生。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语言能否对生活进行形式化一是语言能否表现生活或者说语言表现的生活是否就是现实的真实的生活。前一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只要语言能够表现生活它自然就能对生活进行形式化因为形式化的基础是将生活用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只要语言能够表现生活将生活转化为语言展现出来就是可能的。 那么语言能否表现生活？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从本质上看语言并不是思维着的头脑或者说理性的产物而是生活的概括、总结、抽象与升华。在语言与神话中卡西尔曾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语言的形成。

2、他指出在原始时期如果一个现象给原始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它便会长久地留存在他们的记忆中受到他们的崇拜。即使这一现象从此不再发生它仍然被原始人当作一种实际的存在。“它不再作为某个一时的造物而是作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客观力量出现在人们面前；人人尊崇这个力量而人的崇拜又赋予这个力量越来越确定的形式。” 这就是“瞬息神”。语言的产生与此相似。人们在生活中感到许多同样的现象或者不同的现象中同样的功能为了将这些现象与功能同别的现象与功能区别开来为了记忆与交流的需要为了生产与生活的方便他们便用一些声音与符号来指代这些现象与功能于是最初的语言就产生了。因此“语言概念的最初功能并不在比较经验与选择若干共同属性；它们的

3、最初功能是要凝集这些经验打个比方就是把这些经验合为一点。但是这种凝集的方式总是取决于主体旨趣的方向而且更多地是为观察经验时的合目的性的视角而不是经验的内容所制约的。无论什么只要它看上去对于我们意愿或意志对于我们的希望或焦虑对于我们的活动或行为是重要的那么它并且唯有它才有可能获得语言意义的标记。意义的区分是表象得以固化的前提；而表象的固化则如上述又是指称这些印象的必要条件。” 语言将经验凝集为一点表现出来凝集的内容与方向由主体的需要决定凝集的结果是语言的形成语言的形成使指称这一现象成为可能。卡西尔的观点是正确的。比如我们的先人经常在乌云密布的时候在天空看见一道狭长的光亮将天空撕开一道口子随之传来

4、轰轰的响声。这种现象既使他们害怕、也使他们着迷。于是他们对这种现象起了意念要用一种声音和符号指称它 们于是他们用闪电指称天空中的亮光用打雷指称随之而来的声音。 这样最初的语言就产生了。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自然条件不是独立存在的。因为它们与人的技能和生活方式有关正是人使它们按特定的方向发展为它们规定了意义。人从不被动地感知环境；人把环境分解然后再把它们归结为诸概念以便达到一个绝不能预先决定的系统。同样的情境总能以种种方式被系统化” 列维斯特劳斯从另一个角度涉及了语言的形成：“人把环境分解然后再把它们归结为诸概念。”这些概念用符号表现出来自然就是语言。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与卡西尔是一致的。最初的语言

5、形成之后新的语言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于是语言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完善。新的语言的产生有可能是由于已有的语言因素的合成与分化但更多的仍是为了适应反映与表现生活的需要。如“枪”在古代指前端装有尖铁头的木杆到火药枪发明之后又用来指称火药枪由于火药枪有不同的种类于是又有了步枪、手枪、机关枪等语词。很明显没有生活的发展就不会有这些新的语词。新的语词是新的生活的反映。自然有些语词产生之后意思有了一定的变化。比如“倒楣”一词产生于明代。当时读书人中举很不容易。为求吉利江浙一带的读书人在赴考之前一般要在自家门前立一旗杆。如果考中旗杆照立如没考中家里人就会把旗杆撤掉叫做“倒楣”。后来随着使用的人越来越多这个词逐渐

6、转为“遇事不利遭遇不好”的意思。科举取消之后“倒楣”的风俗不复存在但这个词却以新的意义留存下来原来的意思反而少为人知。对于这种现象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其一词的新义的产生是反映生活的需要；其二新的意义仍是对生活现象与功能的指称归根结底还是对于生活的凝集。应该指出的是不仅表达具体事物的语言是对生活的凝集表达抽象概念的语言也是对生活的凝集；不仅单个的语词而且整个语言从整体与本质的角度看也是生活的凝集与反映。比如前面讨论过的“倒楣”这一语词它表达的是“遇事不利遭遇不好”意思。这意思是抽象的但这抽象的意思也不过是生活中的无数现象中的某种性质的反映。再如语言中的主谓宾这一语法现象也正是因为生活中事物存在的

7、基本关系总是某物（人）作用于某物（人）这一基本的语法规律就是对这一生活中的基本关系的反映。因此从总体上看语言是对生活的凝集与反映。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 样的语言。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 这一名言常常被人误解以为他的意思是语言决定生活。但实际上维特根斯坦的意思只是说语言与生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说语言是生活构建的。语言是生活的凝集一定的语言背后是一定的生活。比如中国有关亲属的称谓分得很细同辈之间有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父亲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要分别称为伯伯、叔叔、姑姑母亲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则要分别称为舅舅、姨而英美人在这方面的称谓则简单得多bro

8、thersisteruncleaunt四个单词就概括了中国人要用十来个单词指称的亲属关系。但是在中国复杂的亲属称谓的后面是中国社会对于亲属身份的重视以及在这种重视影响下的社会生活而在英美简单的亲属称谓的后面则是英美人对于亲属身份的随便以及在这种随便影响下的社会生活。维特根斯坦的论断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 语言的背后是生活语言表现、反映着生活语言与生活是对应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是生活的映象。二语言表现生活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语言作为生活的凝集能够正确地反映生活；一是人能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他所感知的生活。后一点是否可能回答也是肯定的因为人就是在生活中学习语言的。奥古斯汀在他的忏悔录第1章第8

9、节谈到他小时学习语言的情况时写道：“当他们（我的长辈）称呼某物时他们同时转向该物。我注意到这些并且渐渐明白：他们是用发出的那个声音来意指该物的。他们用身体的动作表示自己的用意可以说身体的动作是一切种族的自然语言。人们用面部表情、眼神、身体其它部位的动作和语气表达寻求、拥有、拒绝或逃避等心理状态。因此当我反复听到字词在各种不同语句中不同位置的用法后便逐渐学会了懂得它们所指的东西。后来我的口舌习惯于这些声音符号时我便用它们来表达我自己的意愿。” 奥古斯汀描述了人类学习语言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实物接触法。其实不光孩子成年人学习语言一个重要的途径仍是实物接触法。比如一个人不知道金字塔是什么于

10、是人们会让他到埃及旅行去实地看看金字塔或者让他看有关金字塔的纪录片有金字塔镜头的电影电视或者让他看金字塔的照片于是他便懂得金字塔是什么。不光名词的学习可以这样动词、形容词甚至虚词的学习也可这样。儿童不理解“多”的意思幼儿园的老师可以给一些孩子一粒糖果给另一些孩子两粒甚 至更多一些糖果然后告诉他们有两粒糖果的孩子的糖果比只有一粒糖果的孩子的糖果多。渐渐地孩子就会明白多的含义。再假设一个人不了解副词“再”的含义我可以要他在操场的跑道上跑一个圈待他跑完之后又要他跑一个圈然后告诉他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使用“再”这个副词。只要他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反复几次他就会明白副词“再”的含义之一：又一次。维特根斯坦认为

11、“奥古斯汀的确描述了一套交流系统只是我们称之为语言的全部内容未能包括进去。” 学习语言的确不止奥古斯汀所描述的那一种途径。比如我们可以采用抽象解释的办法。假设一个人不懂得“走”和“跑”的含义我们可以告诉他“走”是指人在移动的过程中双脚没有腾空的现象而“跑”则是指人在移动的过程中双脚有腾空的现象。我们也可以在已有的语言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的方式学习语言。比如维特根斯坦对于“摩西”这个专有名词的含义的思考。 我们还可以将几种方法结合起来。比如要使人知道“走”和“跑”的意思我们可以先做示范动作然后再做抽象的解释或者先做抽象解释再做示范动作。不过不管是采用哪种语言学习的方法其基础都是生活因为人是在生活

12、中存在语言是在生活中交流人只有联系着自己所处的生活才能够真正地学会语言。而且人们学习语言的过程也是运用的过程人们实际上是在运用的过程中学习语言的。维特根斯坦认为符号“在使用中才是活的”“命令和它的执行之间有一道鸿沟。它必须由理解的动作填平。” “学会它的意思是：使他能够做它。” “他怎样理解这个定义可以从他使用这个被定义的字词的用法上看出来。” 看一个人是否学会了某种语言唯一的标准只能是看他能否正确地运用它。比如一个人知道了“走”是指“人在移动的过程中双脚没有腾空的现象”还不能算是真正学会了这个字他还必须能够运用这个字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在看到别人走来时能够知道并且说出别人是在走来在走到某处时

13、能够正确地使用走字说明自己是走来的。很明显只要他能准确地理解生活分就能正确地运用这个字。而当他能正确地使用这个字也就是说当他真正地学会这个字时他也就将这个字与生活联在一起了。换句话说他不是抽象地知道了“走”的含义而是在现实的生活中把握了它的意义。而当这个时候来临时语言与它所凝集的生活也就融为了一体。由此可见人在生活中学习语言因此 他也能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生活。三再回到维特根斯坦的那句名言上来：“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把维氏的话引完整一点：“我们不难想象一种只包括命令和报告的战场语言。或者一种只有问句和表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的语言。以及无数其它的语言。

14、而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a form of life）。 生活在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它与语言就发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同的生活要用不同的语言来表现。不同的语言表现着不同的生活。比如战场生活。由于战场生活的高度危险性、高度紧张性、高度组织性和高度纪律性以及目的的高度单一性（消灭对方取得胜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为一种单纯的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于是也只剩下或主要只剩下命令与报告。因此“只包括命令与报告的战场语言”与它所表现的战场生活是一致的两者无法分割。当我们听到这种战场语言时我们必然要感受到这种语言所表现的战场生活当我们想象这样一种语言时也必然要想象它所凝集的战场生

15、活。因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础是因为这种语言表现着这种生活方式。语言表现生活对这里的“生活”应做宽泛的理解。它不一定指实有的生活。维特根斯坦认为不应将名称的意义与名称的拥有者相混淆。“当N.N.先生死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名字的拥有者死了而不说这个名字的意义死了。这样说是荒唐的因为假如名称不再有意义再说N.N.先生死了就毫无意思” 我们可以把维氏的意思合理的引申一下。N.N.先生的名称不因这个名称拥有者的死去而失去意义。那么描写N.N.先生的生活的语言也不应因它所描写的生活的消失而失去意义。假如N.N.先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就假如他是项羽。项羽毫无疑问在历史上是真实地存在

16、过司马迁根据他的生活写了项羽本纪。在司马迁写项羽本纪的时候项羽与他的生活就已消失了但它们对于司马迁及他同时代的人来说肯定是有意义的。现在项羽的生活离我们更远但它对我们仍具有意义。由此可见描写某段生活的语言在这段生活消失之后仍然有其存在的理由仍然是有意义的。而它之所以有意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这段生活消逝之后它仍能将这段生活表现出来。司马迁写项羽本纪的时候项羽生活的时代离他已有一段时间了。也就是说他本人并没有参与项羽的生活他写项羽靠的 是他搜集来的各种材料加上他自己的一些想象。有些想象应该说是没有史实根据的如对于项羽的某些个人活动与心理的描写。但史记对于项羽的描写并没有因这些想象的因素有所逊色。这

17、引发我们的一个思考。假设历史上并没有项羽这个人司马迁纯粹是凭借自己的想象将这个人塑造出来那么这个人物是否会因为其想象性而不像对真实人物的描写那样有生活性呢？是否定的。相反有时想象出来的生活甚至比真实的生活更具生活性。由此可见语言表现生活这生活不一定要是真实存在的生活或真实存在过的生活。换句话说语言表现的生活的生活性并不因它所表现的生活的真假而受影响。这是因为语言是以概念的形式表现生活的概念来自对生活的凝集而概念形成之后它就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脱离生活而存在其表现生活的能力不受其所表现的生活是否存在的影响既可以真实地表现某种生活也可以想象地表现某种生活。托尔斯泰认为一个遇见狼而受到惊吓的孩子把他

18、遇狼的事叙述出来能够打动听者。而如果他并没有遇见狼只是虚构出遇狼的事讲述出来也能打动听者。 因为无论是真实地遇狼还是想象地遇狼描述它们的语言本身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描述“遇狼”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是由这一语词组合本身的各种因素决定的它只是在总体上与这一生活现象对应而不受每次具体运用时这一生活现象是否真实存在的影响。自然语言表现的生活本身由表现这一生活的语言组合本身的各种因素决定并不意味生活是语言的构建因为这些因素本身就是由生活决定的。语言可以表现想象的生活也就意味着人们可以用语言虚构一段不存在的生活。这样语言能够构建文学形象便在情理之中了。因为文学形象就是用语言形式化了的生活。语言表现生活自

19、然就可能将生活用语言有形式表现出来而语言表现想象中的生活的能力就意味着语言所表现的生活是真实地也可以是虚构的。语言表现虚构生活的能力保证了它对生活的形式化的能力从而也就保证了它构建文学形象的能力。由此引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语言有表现生活包括虚构的生活的能力这一能力是由语言本身的各种因素决定的不受生活的影响那么能否说文学形象就是语言本身运作的结果？或者进一步说语言本身就是形象？语言论文论恰好就在这一点上走入了歧途。它把语言表现生活的能力当成了语言创造生活的能力。我们认为表现能力不等于表现对象语言表现生活不等于语言创造生 活。语言与生活的同一只是形态上的同一而不是实质上的同一。生活是一个实际存在语

20、言只不过是把它表现出来。即使它表现的是虚构的生活也不能说这虚构的生活是语言的创造。因为第一虚构的生活本身是在现实的生活的基础上产生的；第二虚构的生活虽然只在语言中存在离开了虚构它的语言自身也就不存在了但它仍是语言表现的对象而不是语言本身。这就像思想与语言的关系一样。思想和语言虽然如影随形思想形成的过程也就是语言构建的过程但思想不等于语言思想是语言表现的对象语言只是表现思想的媒介。两者在形式上不可分但在实质上是不同的；第三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构成语言的各种因素本身是由生活决定的并且要随着生活的发展而变化。因此文学形象只能是语言对生活进行形式化的结果而不是语言本身运作的结果形象也不能等同于语言本身。四

21、假设一个画家画了一幅画一个艺术批评家在分析这副画的时候指出其中哪个地方的线条凸出得不够哪个地方红色用多了哪个地方的阴影淡了一点。那个画家按照批评家的意见将凸出不够的线条再凸出一点用多了红色的地方调淡一点阴影淡了的地方加浓一点。这幅画的形象于是变得更加完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般不会认为家是在分析线条、色彩与明暗本身而会认为他是在分析这幅绘画；也不会认为画家是在修改线条、色彩与明暗本身而会认为他在修改画中的形象。但是如果一个文学批评家分析一个文学形象指出哪里哪里存在问题不仅一般读者有时就连他本人也觉得自己是在做语言分析而不是在做形象分析。比如一个人看见一个年轻女子快速地向他跑来于是写道：“一位妙龄

22、女郎姗姗地向我跑来。”有人向他指出这一描写明显不妥。因为“姗姗”形容的是走时缓慢从容的姿态用来形容跑显然不当。于是他改用“大步流星” “一位妙龄女郎大步流星地向我跑来。”批评家还是认为不行因为“大步流星”形容的是脚步迈得大走得快给人的是一种风风火火的感觉用来与“妙龄女郎”搭配也不恰当。最后他把“姗姗”改为“匆匆”“一位妙龄女郎匆匆地向我跑来。” 这次改动批评家认可了他本人也感到满意于是句子最终得到了确定。这一过程与前面分析的对画的修改过程相似但在一般情况下包括批评家与写作者本人在内恐怕都会认为他们是在做语言上的修改而不是在做形象的修改。这是什么原因？我们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语言是一

23、个具有自己的意义、文化内涵和自己的内在规律的体系本身就是一个能够自我运转的意义的实体。而绘画中的线条、色彩、明暗则缺乏具体明确的意义。 由于本身缺乏意义在绘画中人们的注意力就不会放在作为表现媒介的线条、色彩和明暗上面而会放在它们所构建、表现的形象上面。而由于本身有意义在文学形象中人们的注意力就容易被作为构建材料的语言所吸引语言所构建的形象反而被忽视了。其次语言不仅仅构建形象也表达思想传达意义进行人与人之间日常的交流。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语言并没有建构形象。形象建构的活动与语言其它的活动混在一起有时甚至难以明确地区分开来这样形象的建构就难以突出出来形象建构的活动往往淹没在语言其它的活动之中从而造

24、成形象的缺位在语言构建形象的过程中人们更多地注意到的是语言而不是形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千百年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语言的各个要素（主要是语词）同与其对应的生活的联系早就固定了比如“妙龄”一般指20岁左右“女郎”一般指未婚以及年轻女子“姗姗”一般形容走时的缓慢从容“匆匆”一般指急急忙忙的样子等等。它们在生活中都有自己相应的反映内容从本质上看它们只是这些内容的“标签”或者“代码”但在语言中它们却是作为自为的主体存在着的在前台突出了出来而作为它们表现对象的生活本身则退居到了幕后。在谈到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时维特根斯坦写道：“当我用语言想时除了词句表达外并没有意义通过我的脑海：语言本身更是思想的工具。” 语言

25、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但是当语言与思想融为一体的时候语言也就在形式上取代了思想。我们明明是在探寻意义但是我们感到的却是语言。生活与语言的关系与此类似。由于在千百年的社会实践中语词与生活内容之间的联系、运用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潜意识之中因此在文学形象的修改中遇到某些生活内容需要调整、变动时只要将表示这些内容的语词进行调整就行了不需要我们根据具体的生活内容再去组织语言。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修改生活内容。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称为语言与形象关系的倒错语言取代形象成为文学形象的亮点。这种现象虽然可以解释但却是不正确的。这里的关键是语言能够表现生活而形象是生活的形式化因此语言也能表现形象。另一方面形象也只能通过语

26、言表现出来。因为语言是文学形象的唯一 的构建材料离开了语言文学形象就无法构建不能存在两者在文学形象中是融为一体的。语言与形象的关系就像索绪尔说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一样是纸的正反两面切割语言也就切割了形象调整语言也就修改了形象。因此在文学形象中对形象的分析只能通过对语言的分析进行对形象的修改也只能通过对语言的修改进行。比如“一位妙龄女郎姗姗地向我跑来。”这句话之所以不妥从语言的角度看是因为“姗姗”与跑搭配不当除非是为了取得某种特殊的修辞效果；从形象的角度看则是因为即使是一个女子的跑动其姿态也不可能是缓慢从容的除非她是在做作地或者象征性地跑用“姗姗”不能准确生动地描绘出她跑的姿态。但是由于“姗姗”与

27、“缓慢从容地走”这一意思的联系是固定的因此我们要修改这一形象只要拿掉“姗姗”换上另一个合适的词就行了。形象的修改取了语言修改的形式语言的修改也就是形象的修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文学形象中语言与形象是同一的。但我们马上就要指出这里所说的同一指的是在文学形象中在文学形象外语言与形象的同一则不存在。语言表现生活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它是以共义的形式表现生活侧重表达的是抽象的意义如“一位妙龄女郎是指年龄20岁左右的女子”在这种情况下形象无法形成自然就谈不上形象与语言的同一的问题。只有当语言调动起自己构象的全部潜能突出自己感性具体的一面表现出生活的感性表现形态的时候它才能构建起文学形象在这种情况下语言与

28、形象才是同一的。 如我们前面分析的句子“一位妙龄女郎匆匆地向我跑来”。自然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选择的这个句子的形象还比较简单如果换个句子情形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如“一个六十来岁而看上去要老得多的男人在意大利大街上走过他探着鼻子假作正经的抿着嘴好象一个商人刚做了件好买卖或是一个单身汉沾沾自得的从内客室走出来。” 这段文字塑造了一个形象形象的每一个方面都恰当妥帖地在构成这段文字的语词中表现出来改动其中的语词总要或多或少地对形象有所改变。如“他探着鼻子”的“探”字。这个字形象地描绘出了邦斯得意时把头伸向前方脸稍稍扬起鼻子突在身子的最前面随着走时身子的摆动颤动着向前好像在寻找什么的神态。这种神态与形状通过

29、“探”字表现出来如果把“探”字改为“伸”或者“翘”都不能准确生动表现出这种神态以及鼻子的位置。在修改语词的同 时也就修改了形象。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文学形象中语言与形象的同一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同一。形象存在于语言之中通过语言表现出来两者的同一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而不是说语言构建起形象之后它就等于或者成了形象。从本质上说两者还是两个不同的实在语言只是表现、建构形象的材料或媒介。这就像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一样两者不可分割所指通过能指表现出来没有能指所指也就无法存在但从本质上看能指是能指所指还是所指。也正因为形象与语言只是同一而非等同因此在文学形象中对形象的分析与修改虽然只能通过对语言的分析与修改进行但

30、不能反过来说凡是对语言的分析与修改都是对形象的分析与修改。因为两者既然是两个不同的实在就会有不等同的地方即使是在文学形象中。比如老师在课堂上以文学形象中的语言为例进行语法、修辞方面的分析作家因为音韵等方面的原因对文学作品中的语词进行调整如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因为前面已经用了一个“浪”字而把“金沙浪拍云崖暖”改为“金沙水拍云崖暖”等等都不能算是对形象的分析与调整。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至于对于语言的分析与修改哪些与形象有关那些与形象无关则需要我们的具体辨析。但总的来说在文学形象中语言与形象的同一是主导的一面我们的注意力更应放在这一方面。 翻开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最让人久久难以忘却的就是那些带有各自

31、时代烙印的人物形象。从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到改革开放后的乔光朴（乔长上任记）、陆文婷（人到中年）、李顺大（李顺大造屋）再到上世纪90年代的许三观（许三观卖血记）人是其历史的产物。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核心观念、思维方式乃至人生诉求也自然是有所不同的。这在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的文学创作中主要地表现在话语方式与人物形象方面换言之新的历史时期在文学创作中会出现某种新的话语方式并以此建构出新的人物形象来。由此我们会很自然地思考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今天的以共建和谐社会为中心的新的语境中历史又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转点文学尤其是小说又会以怎样的话语方式建构出新的人物形象呢？传统的现实主义特别强调文学是

32、对现实社会的反映至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则认为是对现实人物的“典型化”。但站在已经历了“语言学转向”的今天来看文学与现实绝非如镜子照物那般 简单因为语言是不透明的。而以现代语言学的视角考察其实无论是现实还是文学都不可能超越语言的疆界。现实社会本身就是文本化了的是由来自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同的媒介载体、不同的言说方式的各类话语所共同构成的。文本社会学理论将代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特定话语名之为“社会方言”亦即不再将所谓“社会”看做是某种本质主义的非语言的对象化了的存在而是将其视为是由各种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方言”所共同组成的巨大的话语集成。其间人文话语、官方话语、商务话语、政治话语、专业话语、民间

33、话语、络话语乃至江湖话语多到数不胜数它们之间或各自独白或彼此对话或和谐共存或冲突对抗或声音或文本或图像或视频或电视或纸媒或络或智能甚或街头涂鸦真的是多音共鸣交相呼应无始无终无远弗界而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亦是话语构成的。作为小说故事的“参动者”按法国符号学家朱莉娅克里斯特娃的理论参动者即他所承担的话语或者说因为该话语他才获得小说中的地位。和谐社会在文学中的体现实际上就是不同“社会方言”之间话语的和谐。这并不是要掩盖社会矛盾或回避现实问题而是调整不同“社会方言”间的语义关系增加其沟通与对话的可能性使之得以“多音共鸣”从而减少“独白”与对抗避免以往那种二对立式的互不调和的思维方式。米歇尔佩舍曾说过：“一

34、切阶级斗争往往都可以概括为拥护一个词、反对一个词的斗争。”诚哉斯言。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流变便能清晰地发现那些来自不同历史语境之下的语义冲突与对立。比如在以朱老钟为代表的一系列人物的背后是以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这样的基本语义对立为基础的故事冲突亦由此而。在文革时期的文学里语义冲突的中心则为造反派/走资派这样一种虚幻的能指的对立。改革文学的深层语义对立为改革者/保守派其二对立的双方已由敌/我关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缓解为某种道德层面上的冲突了。再到后来“先锋文学”、“新写实”等多彩纷呈文学写作日趋多化、商业化其语义选择也随之日益多义化了。然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进程中虽然那些旧的主要是

35、缘自不同观念的矛盾冲突逐渐地淡化了但一些新的更加现实的迫在眉睫的社会矛盾却又凸显了出来。如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加大等等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倡导和谐社会的前提和语 境。在此语境中对于这些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采取怎样的语义选择实际上已成为建设和谐社会文化的一个首要问题。今天的某些文学作品仍固守于传统道德层面上的善恶二论式的语义模式不是把富人统统想像成为富不仁的坏蛋就是又把有产者视为优雅浪漫的天使而把民工、无业人员等社会底层归入小偷、劫匪、诈骗犯的行列另一些更为深刻的小说则采取了非二对立式的语义选择对于不同性质的“社会方言”所进行的是富于弹性与亲合力的“对话”而不是僵化教条的“独白

36、”。杨少衡有篇小说叫林老板的枪就很有些新意。小说讲新任县长徐启维上任之初就遇上个大难题：本县商界头面人物林老板私下藏了支枪动不动还拿出来示威似地放上一梭子。林老板是“社皮子”（小痞子）出身为人极其狡诈。他不仅财大气粗而且手眼通天根本就没把徐启维这个小县长放在眼里。在并购县机械等问题上他处处戏弄徐启维企图把这个小县长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之间。“枪”这个在中国语境中略显刺眼的词语构成了小说故事的基本语义对立：藏枪（违法）/交枪（合法）。小说始终围绕着“枪”这一法律维度推进而没有向以往的某些小说那样把这一矛盾冲突上升到道德的维度从而成为善/恶的二对立。小说的叙述者告诉读者：“林奉成和他的企业对本地经济发

37、展是有贡献的。这是徐启维得出的结论。”徐启维是一个由新的话语方式构成的新的基层干部形象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出了一种新的政治智慧。面对林老板所代表的江湖话语和商业话语他既不丧失自身的话语立场（官商结合）又不僵化地固守于政治教条而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以一种实事求是的灵活而机智的姿态与异己的“社会方言”了积极主动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既有着容忍不同声音多共存和谐相处的胸襟又有着严守法律底线的不苟精神。徐启维与林老板的“对话”是通过“菜豆事件”和“嫖娼风波”来进行的。对话的结果不是以往善/恶二对立意义上的一方战胜另一方而是“彼此终于加深了了解形成了一些概念因而渐趋和谐互相温暖起来。”当然林老板的“枪

38、”最终还是被“缴”了。更为有趣的是林老板的“枪”在小说中不仅是故事的焦点而且构成了一个富有寓意的隐喻系统。林老板是个半江湖半商圈的草莽人物酒色财气样样齐全。他不仅在自己的企业里包养着“秘书”宋惠云而且还要在外面找“三陪”打野食儿。有关“枪”的性 联想就是最先由宋惠云暗示出来的。当徐启维问宋惠云：“你们林总那支枪怎么样？” 宋惠云竟抗议道：“县长是性骚扰吗？”如此一来看似与“枪”无关的“嫖娼风波”在语义的深层也成了“枪”惹的祸。而最终林老板的“枪”被缴小说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协议签字后县城里流传一个笑话说活该林菜豆骂娘人家不是只剩一条裤衩是裤衩里只剩一丛乱毛加两个蛋他那支枪已经没了不知去向。

39、”这实际上是在巧妙地暗示着林老板以往违法违规的劣迹也已经得到收敛了。像林老板这样“社皮子”出身的爆发户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生成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与规范他们也有一个从混迹江湖到自我规范的过程。对于这些既不符合传统道德规范又介乎于以往的善恶标准之间的人群小说中也有着另一种代表着传统“独白”性僵硬教条的声音：“来者说有人反映宋惠云是林奉成的姘头在老家兰州是无业人员到本县谋生后曾在省城当坐台小姐。据说她根本不是什么大学生她有张大学文凭是假的买的。”对此徐启维的态度则非常开明：“不管说谁有违法行为没有确凿证据就不能随便认定。这个宋惠云是否上过大学会不会那么重要？林奉成自己好像初中都没有毕业这不影响他当奉成

40、集团的老板不影响他办民营企业挣大钱并在市工商联挂副会长。宋惠云在本县没有犯罪记录除了自己企业的工作对县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求办理的事项也都比较认真。总的说起的是一种积极作用。林奉成这样的老板可以有钱也可以有女人但是不能有枪。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原则问题。”很显然两种声音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一个是传统的道德层面的一个是现代的法制层面的；一个是“独白”的僵化的和排他的一个是“对话”的弹性的和包容的。徐启维正是由这种新的话语方式塑造出来的新形象其对于探讨建设和谐的社会文化是富有启发性的。当然文学的题材是繁多的人物更是丰富的绝不限于社会政治类小说一种。但建构和谐文化的话语规则却是共通的普遍的那就是尽

41、量去消解那些二对立式的话语死结容许那些不同的乃至异己的“社会方言”多共存并呈一种和谐共处相互沟通彼此对话的融洽状态。文学是什么？我以为文学其实就是对语言的一种特殊的编码方式使语言的能指价值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凸显。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就因为其话语是多义的张力的排斥僵化的。文学本身就应该是和谐的。翻开一部中国 当代文学史最让人久久难以忘却的就是那些带有各自时代烙印的人物形象。从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到改革开放后的乔光朴（乔长上任记）、陆文婷（人到中年）、李顺大（李顺大造屋）再到上世纪90年代的许三观（许三观卖血记）人是其历史的产物。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核心观念、思维方式乃至人生诉求也自然是有

42、所不同的。这在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的文学创作中主要地表现在话语方式与人物形象方面换言之新的历史时期在文学创作中会出现某种新的话语方式并以此建构出新的人物形象来。由此我们会很自然地思考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今天的以共建和谐社会为中心的新的语境中历史又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转点文学尤其是小说又会以怎样的话语方式建构出新的人物形象呢？传统的现实主义特别强调文学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至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则认为是对现实人物的“典型化”。但站在已经历了“语言学转向”的今天来看文学与现实绝非如镜子照物那般简单因为语言是不透明的。而以现代语言学的视角考察其实无论是现实还是文学都不可能超越语言的疆界。现实社会本身就是文本化

43、了的是由来自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同的媒介载体、不同的言说方式的各类话语所共同构成的。文本社会学理论将代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特定话语名之为“社会方言”亦即不再将所谓“社会”看做是某种本质主义的非语言的对象化了的存在而是将其视为是由各种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方言”所共同组成的巨大的话语集成。其间人文话语、官方话语、商务话语、政治话语、专业话语、民间话语、络话语乃至江湖话语多到数不胜数它们之间或各自独白或彼此对话或和谐共存或冲突对抗或声音或文本或图像或视频或电视或纸媒或络或智能甚或街头涂鸦真的是多音共鸣交相呼应无始无终无远弗界而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亦是话语构成的。作为小说故事的“参动者”按法国符号学家

44、朱莉娅克里斯特娃的理论参动者即他所承担的话语或者说因为该话语他才获得小说中的地位。和谐社会在文学中的体现实际上就是不同“社会方言”之间话语的和谐。这并不是要掩盖社会矛盾或回避现实问题而是调整不同“社会方言”间的语义关系增加其沟通与对话的可能性使之得以“多音共鸣”从而减少“独白”与对抗避免以往那种二对立式的互不调和 的思维方式。米歇尔佩舍曾说过：“一切阶级斗争往往都可以概括为拥护一个词、反对一个词的斗争。”诚哉斯言。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流变便能清晰地发现那些来自不同历史语境之下的语义冲突与对立。比如在以朱老钟为代表的一系列人物的背后是以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这样的基本语义对立为基础的故事

45、冲突亦由此而。在文革时期的文学里语义冲突的中心则为造反派/走资派这样一种虚幻的能指的对立。改革文学的深层语义对立为改革者/保守派其二对立的双方已由敌/我关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缓解为某种道德层面上的冲突了。再到后来“先锋文学”、“新写实”等多彩纷呈文学写作日趋多化、商业化其语义选择也随之日益多义化了。然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进程中虽然那些旧的主要是缘自不同观念的矛盾冲突逐渐地淡化了但一些新的更加现实的迫在眉睫的社会矛盾却又凸显了出来。如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加大等等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倡导和谐社会的前提和语境。在此语境中对于这些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采取怎样的语义选择实际上已成为建设和谐社会文化的一个首要问题。今天的某些文学作品仍固守于传统道德层面上的善恶二论式的语义模式不是把富人统统想像成为富不仁的坏蛋就是又把有产者视为优雅浪漫的天使而把民工、无业人员等社会底层归入小偷、劫匪、诈骗犯的行列另一些更为深刻的小说则采取了非二对立式的语义选择对于不同性质的“社会方言”所进行的是富于弹性与亲合力的“对话”而不是僵化教条的“独白”。杨少衡有篇小